李光耀观天下书摘

/by Lee Kuan Yew

李光耀提出了一个尖锐且具说服力的分析，强调美国与中国之间最终必然重新平衡全球影响力所带来的后果。
这本书在世界局势非常不确定的时候面世。他所详述的大议题，中东、中国、美国和欧洲，无论在今天还是在他或者我的有生之年，都充满着困难和挑战。

序

无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为它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在本区域的“巨树”之间穿梭。这一直是我们的方法。若要继续保持如此，我们就必须保持思路敏捷，懂得随机应变。
就新加坡而言，我们的成功故事取决于三大特性：确保这是个让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最安全国家、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以及确保每一代新加坡人能持续成功。

中国

一个强大的中央

有些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的政权正在削弱。然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一起事件被允许发展成全国运动。“乌坎事件”已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派了广东省一名省委副书记层次的官员去进行调解，就恢复了秩序。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这已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抗议者通常采取的策略。他们知道反对中央政权意味着必然灭亡。因此他们宣称忠于中央，同时反对地方官员的罪行。没有人敢于挑战中央，除非他们准备全面出击以掌控整个国家，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美国人还能来到离中国海岸只有12海里的范围进行观察。最终，中国将能够把美国人推出12海里的范围。
在今后20年至30年内，中国将希望与强国平起平坐。它毕竟不是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古老强国。
我在有生之年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是，苏联列宁主义制度培养了一位法律系毕业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竟然断定，那是一个坏制度，应该改革。我不敢断言，这不会在中国重演。然而，如果你只是在选择领导人的方式上稍作改良，你将会引起下一代人的抱怨：“看，这是徒劳的，让我们解放它。”没人敢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中国人相信，强大的中央政权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一人一票制度从未在中国存在过，也绝不会带来一个繁荣的中国。他们将不会尝试这种制度。
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农村劳动力为数并不很多，而且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渴望能加入城市的中产阶层，改善生活。而中产阶层却急于想进入社会的上层。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今后10年至20年，我们预计中国的政治改革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可能会非常小心地朝着更多参与式的政府发展。一些村子和部分低层次立法机构已实现直接选举，不排除中国会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的可能。但他们将采取试验性的、逐步扩大的方式，避开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结果的自由选举。
中国共产党现在热衷于探索党内民主，第十七次党代会比第十六次要开放多了。在部分党内最高职位的候选名单中，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可以确定他们的接班人，但胡锦涛办不到。
腐败在早期是地方性的，但在中国进入市场改革后，由于部长及政府官员的薪水与社会上那些迅速致富的人相比很微薄，腐败现象就快速蔓延。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际关系，什么事也办不成。人们按照对方地位的高低，赠送不同的礼物，以此来发展关系。
共产党称反腐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
此外，做事不太理会法律或治理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在新加坡，我们已接受必须像西方那样，由立法机构决定法律的措辞，再由独立的法院和法官确定这些字句的含义。
国会可以批准任何法律，一旦法律获得通过，如果出现分歧，你不可能回到国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只能找法官，他会说：“根据在已被广泛接受的判例基础上确定的文件诠释规则，我向你进行如下解释。”
中国人还没有接受这一观念。同样地，他们也还没有接受签署协议是不可更改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签署一份协议只是长期友谊的开始。作为朋友，你们必须不时地商量，你们之中谁是否多挣了钱，谁是否需要掏出更多的钱。
在中国，人大于制度。因此，你可以当国家主席，但是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你这个国家主席就大不一样。
但在新加坡、英国、欧洲或美国，如果你是总统或总理，军队领导人自动地接受你的命令，因为制度大于人。
中国是中国。如我所说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中央强大了，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软弱，国家将无宁日。
问：这是否表明我们在中东看到的阿拉伯之春近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答：不，我看不到阿拉伯之春与中国有什么关联，这是媒体奇异的创作。当我阅读这些报道时，我说：“这些人对中国简直一无所知。”中国人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决定了政府和人民的思维方式。
问：没有从地方腐败中获利的农民是否希望改变这个制度？答：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希望加入城市的中产阶层。他们认为未来不能靠起义，那只能更糟。他们寄希望于加入城市人口。问：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给他们带来希望，使他们有一天能实现加入中产阶层的愿望？
在新加坡，由于迅速发展教育，我们正处于比预想要超前地达到这种境地的危险。人民正在迅速提升。的士司机或小贩的孩子进入了大学，他们互相通婚，然后进入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孩子由于基因加上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上层阶级。
每个社会都会发生这种事，但最终会引发很多抱怨。底层的人会说：“好啊，让我们重新洗牌吧。”这就是共产党革命的缘起。国民党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的精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尚未达到高度分化的社会那种状态。
答：领导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怎么会说：让我们抛弃这个制度，让人们来选举，任何人都可以参选并有机会当选。这是违反常规的事。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我是2007年11月访问北京时，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起先没有提出要见他，我要求见别的人，但他们让我去见他。这有明显意义，他们认为习近平更有优先地位。这是他被提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后，首次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这显然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他已被确定为接班人。
再考虑到他曾受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因此我将他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近平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毛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使中国站了起来。在他的国家经受长达100年的动乱后，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最伟大的。他是一位游击战大师，以灵活的军事行动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他是要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物吗？历史记载了一个悲剧，这个解放中国的人通过“文化大革命”几乎毁了这个国家。
当时一位女士先将他带有湖南口音的话解释给一名通译员听，再由通译员翻译成英语。我只看到了一位传奇人物的影子。
我认为那次访问使他开了眼界。他原本预料将看到三个落后的首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穷国。然而，他看到的三个首都全都超越了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他在新加坡访问了大约四天。当他的专机在机场关闭机舱门时，我对同僚说：“那些向他介绍情况的人要倒霉了，因为他看到的新加坡跟他们所介绍的完全不同。”给他介绍情况的一定是来自这里的共产党同情者，那是带偏见的介绍。
他在晚宴上向我祝贺，我问他祝贺什么。他说：“你们有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座花园城市。”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补充道：“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随后继续转向另一个话题。那是在1978年。
1992年邓小平南下广东，敦促领导层继续改革开放。他说：“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要做得比他们更好。”我对自己说：“噢，他没有忘记我对他说的话。”事实上，他们是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邓在新加坡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通过引进外国资本、管理、技术，能够给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返回中国后说服人民需要向世界开放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去。
中国人是伟大的建设者和能工巧匠，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压抑自己这么久以致损害自己的利益。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相信中国再三的承诺，即它只寻求和平崛起，绝不称霸。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中国会悄悄地成为强国，悄悄地扩大其影响，不会盛气凌人；另一种看法是他们会炫耀实力，对所有的人进行恫吓。我认为，他们将选择前者，但同时增强实力。
他主张不露锋芒，保持谦逊，即中国人所说的“韬光养晦”。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理智的考虑是：“我们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等待这个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为什么要匆忙做出不利于逐步崛起的事呢？”
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将有更多表达喜恶的自由。如前外长杨洁篪所说，凡是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0年前建议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东盟国家政府都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以为，中国不愿意通过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将其经济进一步开放。这是中国方面为了与东盟发展强大的经济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行动，从而使东盟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机会，而不是威胁。当时，我对美国贸易代表说，在今后10年至20年内，如果没有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的经济将会越来越与中国的市场连接在一起，美国将成为我们的第二市场。
但是，中国人正在尽一切努力追赶。他们正在高端科技方面与美国竞赛，如将人送入太空，发展美国无法击落或拒绝承认的全球定位系统。他们明白如果依赖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将比他们技高一筹。当中国显示能在太空中将自己的卫星击落，并能拦截自己的弹道导弹时，他们向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你吓不倒我，我可以击落你在太平洋上空的导弹。”我们谈的是如同一根针追逐正在飞越太空的另一根针，这可不是弓与箭那样简单的机械活动，这是他们能力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展示。
目前，美国能够来到离中国海岸近达12海里的海域观察。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其航空母舰如此靠近美国海岸，美国人将会无法忍受，他们绝不允许。因此，你可以想象中国人的感受。为了将美国人进一步驱离他们的海岸，他们必须改进远程导弹需要的技术。当你具备了这种技术，隐含威胁显示如果有人靠得很近，你就可以发射导弹，将其航母击沉，或将其飞机击落。目前，中国还做不到。当他们能做到时，飞机将要远离射程之外，美国人不会想碰运气冒险。
中国人会说：“这是我的经济区，走开。我不会到你的太平洋海岸，谁给你到这里来的权利？”美国人会说不吗？最终，强权即公理。
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先例预言，当一个大国崛起时，现有的超级大国会视为对其优势的威胁，两者之间的军事冲突即使不是说无可避免的，也极有可能发生。
马英九的口号“不统、不独、不武”，即不实现统一，不搞独立，不使用武力。这表明他已多半意识到这一点。关键的说法是不搞独立，因为毫无疑问，台湾一旦宣布“独立”，中国就会以武力收复这个岛屿。
当李登辉当“总统”时，他发起台湾化进程，强调该岛脱离中国。但是这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的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经济将会解决这个问题，逐步和不可阻挡的经济整合将把这两个社会连接在一起。
事实上，当四川发生地震时，是一个有苹果手机的人发布了这个消息。如果没有苹果手机，这得由中央政府决定何时宣布。
问：您第一次会见习近平是在2007年。您对他的印象如何？答：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领导人。他经受过磨难，内心坚强。他的父亲被下放，他也是，被下放到农村。他默默地努力工作，在福建省获得提拔。随后，上海市委书记被发现腐败，他们将习近平从福建调到上海。他在上海获得认可，上调北京。因此，他是幸运的，但也显示他具有能经受考验的毅力。
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将继续邓小平的不露锋芒、保持谦逊的原则，即韬光养晦。
问：习近平等新领导人在哪些方面与您在七八十年代见到的领导人不同？除了人格上的不同，是否还有能反映出中国已发生变化的差别？答：他们现在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过去是极端贫困和缺乏基础建设，现在他们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几乎已经提升到香港的水平，但是那里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0%。我认为，约50%至55%的人口仍在农村落后地区。
答：不，不，他们已经开放了。那时候中央控制得很严，任何人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讲错话，而给自己惹麻烦。现在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地与你交谈。
问：您是否关注他们的反应？假如他们真的在这些年内增强了实力，最终您不得不和一个更难应对、更加独断及更具优势的中国打交道。答：你必须接受他们在这个地区是老大的事实。他们在太平洋地区不是最大的，因为美国总会在那里制衡他们。但是他们会逐步让美国离开沿海地区。那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变化。
答：不，不一定。对越南来说更为复杂。我们与中国没有利益冲突。越南已对有望发现天然气和石油的海域提出声索。我们与中国没有这类的相互声索。
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他们曾安排金正日去上海等地，向他展示不用失去控制也可以改善经济，但是什么效果都没有。有一种推测，在新的领导下，朝鲜政权可能实行经济改革。年轻的金正恩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走这条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问：我们有一天会给中国海军提供一个后勤中心或其他形式的基地吗？答：我不能这么说。这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发生。我认为，第一步将是为这两国的海军提供后勤中心，而不是只为一国。千万不要在它们之间做选择。
因为在苏州工业园区等方面获得了我们的帮助，他们仍留存某种人情待还的感觉。我们留下了良好的信誉。
问：1976年你访问北京时见到了华国锋总理，他想给您一本有关中印战争的书。该书带有偏见，是中国的观点，您不顾冒犯他们的风险，拒绝接受。您解释说，书中有些敏感之处，新加坡居住着一些印度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毫无疑问，您再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这样做的。但是中国现在强大多了。如果新加坡一名年轻的部长遇到这种事，您也会建议他拒绝接受那本书吗？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这取决于他的性格。但即使他接受了，我想，他也不会非常信服地读那本书。那是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已从多种渠道获得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但是，他面临的中国已不同了。年轻的部长需要确定如何处理好他们与中国人的相互关系。如果你使他们产生反感，下次他们就不会再让你去了。

新中国人民、社会、经济

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他意识到生活的内容不应该只是在北京温室里的自我批评和政治运动，还应当包括聚会、烧烤野餐和真挚的友谊。
一代人成长到一定时候，会以为他们已经是成人了，实际上还没有。
事实上，仅仅应对中国的崛起，足以消耗他们所有的智慧和激情。
你可以变得富裕，但是如果你的全球定位系统、火箭等依赖于美国，你会被挫败。航天研究、全球定位系统不是经济增长的来源，但能确保他们的经济增长不受军事行动的损害。
为何苹果手机不是在中国发明的？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和企业制度目前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奖励，去解放我们从历史上明确了解到的中国人民拥有的创造力。
有一段时间，一些相互邻近的城市纷纷重复建设许多基础项目上。在深圳、珠海、香港和澳门，有四个机场相互靠得很近。这些事都是在他们对形势失控的时候发生的。
他们不是把重点放在长期增值的项目上，而是放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上。结果，他们忽视了环境，忽视了长远规划。但是，他们也正在纠正这样的做法。
发展不平衡已导致其他问题。居住在较为贫困地区的人希望搬迁到较为富裕的地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很多，估计每天占中国总人口的1%。中国有“户口”家庭登记制度，这如同日本的“小关”户籍制度，未经批准，你不能从甲处搬到乙处居住。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在新的居住地你将享受不到医疗服务、住宅供应、孩子上学等权利。但这并没有阻止人口迁移，农村劳工照样流向城市，他们在城市各处干繁重的苦活，他们和孩子都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
中国因有廉价劳动力，还可以继续享受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西部省份的人力资源储备可以让中国以7%、8%或9%的增长速度发展15年或20年。随后，经济增长将取决于生产力，即他们如何教育中国人民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
中国需要从出口导向经济，转变为如同美国的经济那样，以国内消费为导向。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你必须使中层和中下阶层在思维上产生变化。他们已经穷困了这么长时间，自然会将增加的财富存在银行或藏在枕套里，他们只会在对未来有信心时才消费。
穷人即使有了钱，其举止还会像穷人那样。因为你穷了那么长时间了，害怕还会变穷，就只想着积累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储蓄。只有当你变得有信心了，相信经济繁荣将继续，意识到困守原有的生活方式是愚蠢的，才会开始花钱。
我认为，首先是因为邓小平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中国曾是与世隔绝的国家。他来到新加坡，看到我们没有腹地，但依靠对外贸易和投资而取得繁荣。他开办了经济特区，使特区繁荣，接着他们又建立更多特区，也取得了繁荣。朱镕基将中国带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整个国家现在已成为一个自由投资区域。
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共产党愿意建立一个使他们可能丧失控制国家能力的制度吗？我不知道。我认为还缺乏要改变这一制度的激励因素。
问：您认为缺少法治，可能会阻碍他们保护和尊重发展知识产权的创新文化吗？答：只有当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产权需要保护时，才会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
问：但是中国人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毕竟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答：不、不、不，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他们跟随苏联的那个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神学般的忠诚，他们现在不那样了。
我的意思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真正的考验是：你能否通过选举改换政府？仅此而已。他们曾研究我们是如何保持执政地位的，我们是赢了选票。
换句话说，你可以通过选票改换政府。哈罗德·拉斯基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经典的总结：你可以通过认可或者暴力进行革命。我认为他们不会通过选票进行革命，也不会靠选票解决问题。
报告强调有必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答：你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实行私有化？你将资产卖给谁？
问：但是考虑到您所说的中国制度中存在的“关系”和“关照”，这应当符合于他们的模式。
就苏联而言，国家崩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崩溃了，原有的联盟解体了。当所有这些事发生时，他们陷于茫然。
我不知道。如果经济严重放缓，他们将不得不设法激发管理人员或用更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取而代之，并给他们股份。他们要怎么做呢？是把公司交给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党内的同志？怎么能确保具有适当品质的人来经营公司？如果他们允许发展一批中小型企业，并产生一些企业家，那么，这些中小型企业以后会接管那些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家是真正靠自己上来的。他们是精明老练的，懂得如何在市场力量中运行。
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资金拨给了国有企业。如果他们想要发展，就应该允许给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然后，他们会拥有一批新产生的企业家。最终由这些人接管国有企业。我认为这是一条出路。
这始终是一个问题。你看看面世的每项发明，如iPhone、iPad、互联网，为什么中国不能发明？不是因为缺乏人才，而是欠缺某些东西。
他们回国后就被安排进入适合他们的中层位置，等到他们进入高层时，他们已经被这个制度同化了，他们会如同其上司那样处事。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允许中层管理人员去美国，回来后接管并实行不同的制度，那我想这有可能做到，但这意味着他们放弃权力，我想他们不会这样做。
你必须让中层及中下阶层改变思维方式，必须鼓励他们消费，不要只存钱。我确信，国内消费最终会成为他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重新分配增长。因为一些内陆省份不具备消费力，你必须让经济增长惠及所有的人。

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中国虽然也建造了航空母舰，它未必能迅速赶上美国航母所备有的核动力引擎、能运载5000兵员的技术。尽管如此，美国在距离上的劣势是一个关键，它将不得不调整在本区域的姿态和政策。
太平洋战略重心
美国相信它在区域国家的军事部署，能平衡中国的海军。此外，由于这个区域的水域较浅，美国能够跟踪包括潜艇在内的中国船舰的行动。但是这种优势能维持多久？100年？不可能。50年？不大可能。20年？也许吧。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过一句名言：“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弱者听任命运摆布。”
一个例子是，越南是最不乐于看见中国势力不断扩张的国家之一。邓小平为教训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派兵攻打了越南北部。他在摧毁了几个城镇和村庄后撤兵，目的只为了对越南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可以直捣河内，将你占领。”越南人是不会忘记这个教训的。越南政府可能已在商讨的策略，是如何开始同美国建立长期的安全关系。
因为我认为美国基本上是一股温和的力量。它向来不好侵略，对占领新领土也不感兴趣。它出兵越南不是因为想占领越南，它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也不是因为想占领朝鲜和韩国，开战的原因是因为它当时反对共产主义，它想阻止世界越来越受共产主义影响。
对于美国的存在，新加坡是相当自在的。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变得更傲慢或武断。2009年，我以英语提出了必须平衡中国的看法，但平衡一词在中国却被翻译成了“制衡”，结果在中国网络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当地网民质问我身为华人，竟然提出这样的观点。
我们也通过语言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很幸运的，过去统治新加坡的是英国，它留下的是英语。假如新加坡如越南那样是由法国统治，我们就必须忘掉法语，再去学习英语以便同世界接轨，那肯定是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转变。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时，中华总商会的一组代表向我游说，希望将华语选为国语。我对他们说：“你得先把我打倒。”将近50年过去了，历史显示能讲英语并与世界沟通的能力，已成为新加坡的成长故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对美国而言，全球有那么多人懂得他们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随着中国持续崛起，新加坡或许要提升学校的华文水平，以便我们的学生日后若选择到中国工作或做生意，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华语仍会是第二语言，因为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国，它也无法给我们带来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生活水平。
即使衰退论者是对的，美国确实正在走下坡路，但人们必须记住一件事，即它是一个大国，衰退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新加坡是一个大国，我就不会那么担心我们是不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因为弊端会很慢才显现出来。然而，我们只是个小国，一旦错了，就会在短时间内带来灾难性后果。反观美国就像一艘大油轮，它不会如小艇那样，说转身就转身。
事实上，美国人针对国家是否衰退正在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迹象，显示他们没骄傲自满。
在这个时代，大国之间已不会再进行军事较量，因为它们知道这么做，只会摧毁彼此。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即使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也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华语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除了华人和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欧美人士，又有多少人去了中国，在那里落户、做生意？中国尝试通过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以推广他们的语言，但是成效顶多只能算差强人意。
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德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德州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或纽约的中心。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
中国人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标新立异。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与美国相比。
但是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企业可以作出艰难却有必要的改变，它们精简人手、裁退员工，并通过采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去提高生产力。美国经济因此重整旗鼓了。帮助企业优化信息技术系统的新业务出现，包括微软、思科和甲骨文。
我很欣赏美国人创业的活力。
到今天，你还是看得到这样的情况。美国的制度更精简，更有竞争力；美国人提交更多的专利。他们总是在努力创造新事物，或改善事情的做法。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失业率的波动像溜溜球(yoyo)一样大起大落，经济不景气时，失业率达8%至10%是再寻常不过的。如此发展的后果是一个底层阶级逐渐形成。
最后，美国拥有一种颂扬勇于出去闯天下者的文化。他们如果成功了，就会被视为优秀的企业家，受人钦佩并获得应得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如果失败了，就当做是很自然的中间阶段，是通往终极成功的必要过程。所以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与一些欧元区国家相比，美国的债务和赤字问题看起来相对轻微。它的处境之所以比较好，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享有比其他国家低许多的借贷成本。
如果不采取措施改革现行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成本在三十年内将变得难以承受，这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失去自由支配政府开支的自主性。如果美国领导人选择无限期地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终将崩溃。
每一方目光所及之处，是下一届选举而不是对美国的长远后果。
然而，美国有其他会产生长远后果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没得到应有的政治辩论。
但是，美国需要培育的不仅仅是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专业人员和实业家，它还需要不断培育底层的人，因为在任何经济中，大部分工人是由中层的人才组成。
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
困扰美国的问题还包括：全国性基础设施需要提升；阶级鸿沟越来越大；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以及过分依赖金钱，而且是如此让人精疲力竭的选举过程，导致不少原本会考虑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失去兴趣。但与此同时，人们应记得，就如美国人往往爱夸大自己的美德，他们有时也会夸大问题。
这在政治辩论中也是一门精心磨练的技能，为了攻击对方，你得把错误夸大。不熟悉这种操作的外国观察家最初可能会觉得这很令人不安，但很快地，他们会学会如何分辨什么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什么是现实。
到203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越美国，而且其军事力量也足以防止美国称霸西太平洋。这将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如果我是日本人，看到我1.3亿人民就住在13亿中国人旁边，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与它为敌？”而且，中国欢迎日本和韩国商人到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经济上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巨大市场吸引他们。
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大巨头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将给亚洲带来稳定。由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交战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一旦开始有了冲突，无论在哪个层面，冲突都可能升级，而处于下风的一方为了将损失降至最低，最终必将诉诸核武器，这将是末日的前兆。所以即使是很小的冲突，双方都必须竭尽所能加以避免。
在处于支配地位初期，美国人的行事作风倾向于不客气，甚至是傲慢。英国经营帝国两百多年，结果发展出一套老练、优雅的统治风格。一名曾为英国人办事的印度公务员对我说过，200名英国军官就能控制2亿印度人，这太不可思议了。那是帝国的巅峰状态。美国是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强国的，拥有支配地位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在捍卫这个刚刚得到的地位时，仍显得自负。
在“9·11”之后，美国十分不明智地进入阿富汗并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却忽略了它过去三四十年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实。自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在1973年被推翻后，这个地方一直处于部落不停交战、难对付的状态，没有和平。你要怎么去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9·11”有多么恐怖，美国出兵阿富汗都是一个错误。如果是我，我会对阿富汗大肆轰炸，直到它不能再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可是派兵进入阿富汗，你要怎么在不损失生命和威信的情况下将士兵撤离？奥巴马总统现在打算在2014年年底前将部队撤出阿富汗。他应尽快撤兵，因为阿富汗的问题永远无望解决。
但是，当美国宣布希望将伊拉克民主化时，我倒吸了一口气，那是多么傲慢自大的想法。我心想：“即使追溯到《五月花号公约》的年代，美国也不过只有400年历史，它想去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社会？”
萨达姆是一个能够控制国内各种迥异力量的强人，美国人把他除去后，却没有提供或扶持能够代替萨达姆的另一个强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更糟的是，他们解散了该国的警察部队和复兴党，而不是利用它们来建立一个新政权。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中国人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不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杰拉尔德·福特是一个平庸的总统，但他有很杰出的顾问，像亨利·基辛格和其他内阁部长，所以他算是及格的。尽管他本人并不出色，他有一支很好的团队。
问：克林顿被视为一位有魅力的总统，您的看法呢？答：他是个有效且高明的演说者。
答：里根，对，我很尊敬他。他没有优秀的头脑，但处事合乎情理。他总是安排能人在身边，进而制定了良好的政策。他懂得如何挑选能人，让他们为他工作。
我曾与一名欧洲领导人有过争论，他说：“我们欧洲人不喜欢小布什那种自以为在替天行道的做法。”我回应他说：“要是你的对手是一个相信自己是神的代理的狂热分子，相信你也有上帝站在你这边是有助于让你安心平静的。”
答：我们是美国的安全合作伙伴，因此可以买到其他国家买不到的武器作为回报。我们必须支持它。
答：对于他我说得够多了。“我的名字是吉米·卡特，我是来竞选总统的。”就这样，他当上了总统。
答：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注重外交政策。不是因为他们是共和党人，而是因为他们对大国在外交政策上应扮演什么角色比较有意识。
如现在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它已无望宣布“独立”。
答：情况不完全一样。台湾是一个情感、民族的问题。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先后让荷兰、葡萄牙和日本占据的省。他们一直认为这是国耻，因此想要收复。然而，我们与他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他们没理由会想要控制我们。
答：不，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对我们说？这太粗鲁了。如果他们要求停止这里的物流基地，我们的答案会是：“这里的物流基地也欢迎你使用，请把装备储放在这里。” 问：所以我们会同时接待中国和美国。答：何乐而不为？

欧洲：衰退与分歧

欧元的困境并非只要是几个相关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作出了不同的且更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避免的一起历史事件。相反的，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等待着某个时机发生。即使问题没有在2010年或2011年达到白热化，它迟早还是会在某个年份，因为其他情况而再度濒临危急关头。
但是，在欧元区国家加入一个货币共同体后，等于是放弃使用这些工具。而它们在形成货币共同体后，也没有确立某种机制——不论是类型还是数量，可以实现相当于那些美国不景气的州能够接收的预算转移。
所以，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预算赤字必须通过在货币市场举债来融资填补。
不过，17国政府必须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即它们要怎么解决没有整合财政下货币一体化这个欧元计划的根本矛盾。它们可能暂时不去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明白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否则历史会重演，另一场危机会到来，紧急援助的资金将更庞大，到了紧要关头，德国可能得负担这些费用。
选民愿意把本国制定预算的重要权力交给一个中央机关，并相信它所作出的税收和支出决定将对各国公平，同时有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元区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老实说，我不认为这会发生。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货币。对所有相关者来说，这将是痛苦和混乱的。假设你是个希腊人或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而你以欧元借钱，现在你必须以欧元偿还贷款，但以什么汇率偿还呢？加盟前的旧利率？还是一些任意设定的新汇率？解体过程将是混乱而且代价高昂的。
而每一个层次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一个经济竞争力相对接近的欧洲核心，足以抵抗巨大的离心力，不让核心散掉。我相信会有一个，这个核心的领导者显然是国民最勤奋的德国，但也包括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我不认为法国会变得像德国那样有纪律，它比较可能成为第二层次的核心。
苏联解体的后果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不会再关注在军事上与西方争雄，因为它的精力都很恰当地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未来也会是如此。
在欧盟内，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战败，它永远也不会想要再开战。德国人觉得已经够了，只想继续过他们安静、舒适的生活。因为这样，他们一直在尽力去迁就他人。
后世最终会将欧元的记载视为可悲的。无论是谁想为这个货币一体化计划挽回一些政治功绩，他不得不面对的是冰冷、残酷的事实。
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文明的社会啊！我当时还不明白这种全面供应的方式，对造成效率低下和懒散的潜在作用。但后来，我是了解了。
阿特利政府的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在经历两次几乎摧毁一切的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政府和人民想要的是一种宁静安定的生活，有什么负担都由大家平均分担。除了精英分子，那些在战争中以鲜血付出代价的更多是无产阶级者。社会对底层人民有一种强烈的亏欠心理。所以，当政治人物提出要公平，要社会福利政策来照顾失业者、病患和老人时，很轻易地就是一呼百应。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欧洲的低技术工人发现他们不仅与自己人竞争，也同日本，然后是同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在竞争。出口因对手的价格更低廉而受到影响，企业则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亚洲。欧洲工人的工资自然也下降。
你或许希望往上攀升，但是一大部分的人口未必能跟着行动，因为这涉及学习新技能，而这需要时间、精力，以及更重要的，意志。何况，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有能力自我提升。
全球情况容易改变，不幸的是，法律和政策却很难。应得的利益一旦给出去了就几乎无法收回。任何政府要是有胆量尝试，人民会通过选票给予它重重的惩罚。英国撒切尔夫人用尽她所有的政治才智和资本去设法扭转政策，结果她只成功了一半。
原因之一是民粹主义者会施压要求扩大现有计划，不过，就如瑞典资深新闻工作者乌尔夫·尼尔森所观察的，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福利制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自我产生需求”。他在2007年一篇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中写道：“福利会催生客户，工伤保险会带来受伤，难民政策会引来难民；允许人们在退休年龄前退休会造成人们提前退休。”
据说某些情况是，有些人一边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可多达他们最后支取薪金的四分之三，但另一边又同时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中从事兼职工作。这样他们领的是两份收入，而由纳税人承担损失。
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美国人自力更生的态度比较普遍，因为就算失业者获得了援助，也有措施确保他们会积极甚至被强迫去找工作。
欧洲模式造就了一个习惯于津贴的阶层，因此他们缺乏强烈的工作热情。
法国及周边国家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还在尽量延续那个神话，即在经济不受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工人可继续拥有过去的福利。当地学生也要求享有同父母一样的安稳工作权利，换言之，他们要求的是世界为他们停止转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措施最终伤害的是劳动阶级本身。因裁员而受罚的企业理性地作出反应：尽管经济增长苗头再现，它们雇用员工时更加谨慎。工作是有，只是去了别的地方。
但是，现在你要怎么去改变这些政策？工会走上巴黎的街头游行，怎样都不相信全球的竞争力量已经使得雇用法国工人不再合算，从而必须要他们放弃额外福利。他们会说：“不，我们要保留这些福利，然后再设法竞争。”
我们不允许工会危及国家竞争力，而是通过劳资政这个基于非对抗性谈判的三方关系，去与工会建立关系。我们终止所有免费配药的做法，确保收费慢慢贴近现实。我们提供的是资产，不是津贴。政府协助你买房子，并填补你的中央公积金户头。你可以选择花完这笔钱，但是当你退休而身无分文时，你得自己面对后果。
换句话说，每个人必须负起各自生活的责任，政府会从旁提供一些协助。
在欧洲前方的是苦日子。由于独特的历史情况，欧洲人选择了福利和劳工保护的发展道路。谁都不能否认，比起美国，欧洲人的这种选择造就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底层阶级比较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也较小。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他们放弃这些政策，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每年会多取得1%至3%的增长。在一段时间内，许多欧洲人的生活仍将舒适，因为他们在年头好的时候积累了储备。但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他们在战后为自己创造的舒适和受到百般呵护的世界，最终会被外部力量弄垮。届时，他们就得协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如果是一家人，对于缴税去帮助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你就不会持有那么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你周围有大量的外国人，而法律规定在发放福利时不得有歧视，你的态度就会改变。
在这样一个国度，不仅是那些有工作的人愿意缴纳更高的税，那些没工作的人也不太可能滥用福利制度，因为他们对社区有一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即使是靠政府救济的人也比较不懒散。
过去两三年，欧洲领导人包括卡梅伦、萨科齐和默克尔，分别在各自国家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换句话说，落户德国的土耳其人未能成为德国人，迁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也未变成法国人。欧洲日益认为这些人难以融入社会。虽然宗教、文化和语言都各有影响，种族还是那个抗拒融合的根本原因。
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拥有许多共同事物的大陆国家。他们都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形成一种对自我和世界的思考相似的欧洲文化。
尽管有这么多共通之处，在20世纪浮上台面的却是他们的分歧和隔阂，他们因而走进一场残酷、自相残杀又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此后，融合成了欧洲领导人的核心任务。融合代表了最可能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是各国以共通性为基础，抛开之间的分歧，并将它们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最明显方式，这能确保以后再也不必因为有人认为的自作孽，而遭受如此可怕的后果。
那么，欧洲在世界占着什么位置呢？它在国际舞台上将只是次要的演员。面对美国、中国和未来也可能成为大国的印度，欧洲终将沦为配角。
除此之外，在与美国、中国和印度同桌而坐的格局中，欧洲难以指望能有什么作为。一些欧洲领导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毕竟他们仍怀有自尊自大的历史感，而且长久以来在国际事务的博弈中，他们也确实相当有经验。
中国只需要处理与个别国家，而非一组国家的关系。每一个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肯定比中国依赖它们更甚。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转为由国内消费驱动，情况更将如此。
个别国家将有些衰退，但会根据自身的竞争力水平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欧洲人的生活还是能够过得很开心的。
我是带着感伤而非嘲笑去写关于欧洲无可避免的式微的。
英国人离开时不失风度，末任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完好无缺地移交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拉着我，为我一一介绍管家之后才离开。之后，他去了北婆罗洲一会儿，然后退休了。对于英国的制度及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那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生活：食物好、环境好，饭后还可午睡。今天的法国已不再追求荣耀。我不认为德国有这样的生活。不过，每个国家的个性和特征都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
它可能会以其他形式重现，例如在经济上，中国在世界某些地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不是真正的殖民统治。
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同一个部族，愿意为彼此牺牲。你要怎么复制这些？法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
欧洲移民不融入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国内滋生恐怖主义。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日本走向平庸

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为1.39，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1950年，日本每名年长者由10名劳动者供养，随着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近年来却减少至2.8人。
她们因此看到新加坡女性是如何生活——无须和公公婆婆同住，也不会被丈夫呼来喝去。日本社会尽其所能阻挡改变的浪潮，让女性在经济上继续依赖男性，但并不成功。日本女性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摒弃了在旧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她们经过一番盘算，认为已不值得再恪守成规。
这些日本公司非但不像瑞典雇主那样想办法让女职员兼顾孩子和事业，反而将离职生产的女雇员调降为临时员工。这么一来，对于那些有抱负、有前途，又或者想要拥有与职业相称的全职收入的女性来说，生儿育女的代价就太大了。即使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想生育，也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日本人每逢12月8日就会举行一种仪式，由一名士兵边挥舞一把武士刀，边以日语说：“我们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换句话说：我们是而你们不是。
他们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上世纪20年代移民到巴西，到那里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咖啡种植园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则走上与先辈相反的道路，漂洋过海回到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所离开的家乡。只是，这个试验失败了。由于这些日侨是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下长大，因此同一直在日本生活的血缘亲属有着强烈的文化疏离感。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在我落笔之际，日本又迎来了第三个令人沮丧的10年。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的命运。人口萎缩意味着国家的力量正在减弱。年长者不会想要换掉他们的汽车和电视机。他们不会购买新的西装或高尔夫球杆。他们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并几乎不到高级餐馆用餐。
当日本东北部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大地震时，日本人的反应让全世界的人感到佩服——他们在经历地震灾难后没有恐慌、没有掠夺，在满目疮痍中不失优雅和尊严，并互相关怀和帮助。我们鲜少见到一个社会在经历了这样的浩劫后，还能如此冷静、自律和有秩序。
然而，我不再相信日本人必然会及时反应过来。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他们始终毫无动静。较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平庸。
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不再甘心只当父母、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的侍奉者。她们已群起反抗。
日本政治领导权在众武士首领间轮替。日本国会中有不同武士首领所领导的派系以及他们的武士。手下的武士越多，就越有可能登上首相的宝座。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转而投靠别的阵营。或许他们会为了谋得政治职位而这么做。但无论如何，这会造成不稳定，并无法让任何日本领导人有影响政策的机会。
一个老龄化的人口将无法维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让经济不断发展的是年轻人，而他们缺乏年轻人。
他们无法抵抗中国，也绝对不能再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试图大举侵占中国，还险些得逞。他们需要美国给予安全保障。日本人自己是无法压垮或阻挡中国人的。但假如他们和美国人联手，则能这么做。
这得看到时美国经济的情况。如果美国到时已无法负担这样的同盟关系，那它将逐渐淡化。若是这样，日本就得向中国低头，成为其附庸国。
是呀，它无法对抗中国，必须听中国的话。假如日本船只和中国船只在钓鱼岛相撞，日本船只会撤退。
答：假如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减弱，日本或许会以建立防御性核武力量作为最后手段。问：而这将有助它对抗中国？答：不是对抗，而是自卫。它如何对抗中国？三枚炸弹就能将日本彻底炸毁。然而三枚炸弹不能将中国彻底毁灭。
问：北京会阻止日本走向军事正常化或发展核力量吗？答：它如何阻止？日本有权武装自己。中国能够做的是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军备。
问：日本人坚持他们已多次道歉。答：他们是道歉了，但他们也同时继续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
但二战问题是时不时可用来激起爱国情绪的工具。

朝韩偷天换日

即便是在中国，人民也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但在朝鲜，人民几乎与世隔绝。
日本人以为自己能够摧毁美国舰队，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美国的工业产能足以让它再建一支新的舰队，甚至更多。
到头来，决定国家实力的是工业产能，而不是军舰和枪炮的多寡。你若光有军备，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即便你能为战争做更好的准备，也未必能持久战斗下去。朝鲜人并不愚笨，他们深知这一点。
这种挑衅行为，就像朝鲜的核武政策一样，反映了其惯于采取边缘政策的作风。但我相信，尽管朝鲜人的举动看似愚蠢和毫无意义，他们还是知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或许就如一些分析师所指出，这是加强领导权继承人的军事与政治威信的一种较方便的方式。
相同的，韩国人也不想看到双方骤然统一。由于韩国首都首尔在朝鲜的火炮射程之内，因此战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冒险的。所以，即便韩国或许能打赢这场仗，其首都也可能在战争中被摧毁，而韩国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这里。
说“让我们重归统一”是一回事，要说“我们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接济你们，直到你们也和我们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则又是另一回事。
唯有中国能对朝鲜发挥影响力，然而它也没能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朝鲜政权认为，拥有核武器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首先，他们必须密切留意人口的总体趋势。韩国的生育率也相当低，但它比日本更愿意接纳外国人，而这就形成了明显的优势。韩国人必须不断想办法填补婴儿短缺，确保国家长期不断向上发展。
问：那日本也会成为核俱乐部的一分子？答：我想日本将会是最后一个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因为广岛和长崎的经历让日本更清楚其后果，这并不只是关系到被炸死的人，还有那些存活下来，却因血癌及其他疾病而死的人。因此，日本民众对核武器相当反感。
有关核武器的理论有好几种。若你能一举歼灭敌人，那么敌人的核武器就没什么作用，除非敌人先发制人。但若首轮攻击不能彻底击垮敌人，而对方还能还手，那么确保同归于尽的威胁就相当可信。

印度受种姓制度羁绊

中国是经过自然发展逐渐形成单一国民的。它不是一个由外人打造的国家。中国有九成人口是汉族人，而全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中国有着印度所缺乏的某种凝聚力。印度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而在英国统治者还没到印度建造铁路将其统一之前，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苏丹或纳瓦布（地方行政长官）管治的多个族群。
鉴于语言环境的多元化，在德里，你无法同一时间向超过40%的人发表讲话（德里位于印度的印地语地区；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有41%的人以印地语为母语。而旁遮普人虽不以此为母语，但也通晓它）。
印度的许多语言，例如泰米尔语和旁遮普语，在历史上毫无关联，说其中一种语言的人和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可能是鸡同鸭讲。如果你说英语，那么12亿人口当中只有2亿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若问印度是否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就如同问能不能把苹果变成橙子。因两国根本上的区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相当明显。一个能迅速将事情办妥，另一个则口沫横飞，却少有付诸行动的意志或魄力。印度就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决心和专心致志。
根据2012年9月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国人可以把七个月的胎儿拿掉。陕西省一名妇女冯建梅因为没征得官方批准就怀孕，在怀孕后期被迫堕胎。这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的运作方式。
根据种姓制度所定下的规矩，若你与比自己阶级低的对象结婚，你就自动失去原有的阶级身份。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种姓制度限制了各阶级基因库的多样性。年复一年，人们的总体智商会受这种孤立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杰出的官员能够三妻四妾，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上任，就有机会将自己的基因散播开来。
如果没有种姓制度这回事，婆罗门人就能够散播他们的基因，那印度各地拥有一半婆罗门血统的人就会明显增多。假设你所处的社会突然规定，大学毕业生若与非大学毕业生结婚，就会自动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那你的社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我们到了首席部长官邸时，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抵达时，桑卡兰和执勤的勤务兵说了几句话，而他们就立刻听从他的指示。他们从他的谈吐以及特征看出他是婆罗门人，因此他的话相当具有权威性。
一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新加坡籍婆罗门人仅仅同一群印度勤务兵说了几句话，就因阶级身份高而得到他们的尊重。
我接着问他如何在像德里这样的大城市追查一个人的底细。他回答说，德里也不尽是一片人海，一个人总得在某处落脚，因此是可被追查到的。
但就整个国家而论，阶级意识的降低是微不足道的。印度或许还需要经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的逐渐变化，才能摆脱种姓制度的影响。
这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一个关键的差别。中国人也同样蜂拥到美国，但当中有不少人会回国创业。中国提供了印度所无法提供的机遇。换句话说，中国人才外流的情况不比印度的严重。选择离开印度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才。他们管理着世界上一些规模数一数二的集团，其中包括百事公司及德意志银行。
我一开始是为印度加油，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领悟到了两件事。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的势力是难以改变的，那些历史越是悠久的国家越是如此。印度受制于其内部结构几乎无法改变的现实，并被种姓制度紧紧束缚，无法挣脱。
但印度人不分语言或阶级，在甘地和尼赫鲁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答：不，当你说他们团结起来，他们其实是为了某个目标而团结。甘地反对缴盐税，而印度人觉得这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在此过程中成了代表人物。
尼赫鲁是首个世俗领袖，人民对他的期望自然很高。他的英语演说能力很强。他在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前夕发表的英语演讲，有个非常动人的开头：“当午夜钟声响起，世界还在沉睡，印度将从梦中苏醒，重获新生和自由。”但只有六分之一的印度人听得懂这段话。
问：您过去曾经形容英迪拉·甘地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人。答：是的，她确实是个性格顽强的女人。问：她在领导印度时，时而显得专制。这是否意味着印度目前需要这样的领导人？答：我认为印度需要更强势的领导。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本质促使它面对来自四方八面的拉力。
中国有一天或许会后悔不早一些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但印度所面对的问题，是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住屋和教育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水平。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连学校都没有，学生得在大树下上课。因此，人口增长最终可能产生更多文盲。
中国人已把女宇航员送上太空，而印度人则还没有这么做。我并不怀疑印度人做不到，但他们或许得花上更长的时间，而这也将耗费许多原本能用来促进国家发展的资源。但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向美国人证明：你们能做的，我也能够做。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安置无家可归的人，但他们是绝对不允许这些人在城市内胡乱搭建棚屋的。

马来西亚分道扬镳

马来西亚选择成为一个以说马来语为主的国家，而新加坡则选择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建立了多元种族的社会。
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近两年时间里，我领导其他人组织联盟争取建立一个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竭力克服种族问题。然而，此举遭遇强烈的反对，有时更引发暴力抗议。这最终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他想见东古，我也鼓励他这么做。但东古拒绝见他，并写信表示自己已无法控制大局。东古写道：“这件事绝对别无选择。”
他出生于动荡年代，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长大的，因此将所有的人——包括异族同胞，视为英国子民。他的朋友是华人。
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常听到父母这么劝告他们：“这是你赴外国大学留学的护照。别回来了。”
当我们在1965年和马来西亚分家时，两国都以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几年后，马来西亚决定放弃英语，让学校改用马来语教学，使之成为工作语言。华人私下出资办华文学校。
问：一些人也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您和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涉足马来西亚，是因为有统治这整个国家的野心。答：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要非马来人扮演次要的角色，他们有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及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党”）作为伙伴，协助争取马来亚基层领袖的支持。他们能够操控沙巴和砂拉越，因为这两地的领袖是年纪尚轻的新面孔。在斗争期间，东古为了让我出局，提议由我出任联合国代表一职。
问：一些专家提出的其中一个看法是，这种想维护马来人特权的渴望，是出自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因为华族和印族的人数众多。根据这样的看法，如果马来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使国家变得更单一化，他们或许就不那么感到受威胁，而更有可能愿意放弃这些特权。答：你相信大部分人会支持要他们放弃特权的领袖吗？问：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少数族群是处于优势而非劣势的。以中国为例，少数民族在申请进入大学就读时能获得额外的分数。答：看看中国的历史是如何演变的。中国人是一个偌大的、自信的群体，他们希望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强迫少数民族遵守独生子女政策，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中国的历史背景何以同马来西亚的相提并论？
而你必须记得的是，我们把钱投资在马来西亚的领土上。他们大笔一挥，就可以把整个项目从我们的手中拿走。他们不太可能这么做，因为他们还想要有更多的投资。但当我们到那里投资时，我们必须了解，在那里所建起的任何房地产或建筑物，始终属于那块地的主人。

印度尼西亚偏离中央

苏哈托接管的是一个通货膨胀失控、经济形势极不乐观的国家。他把资源集中在国家的发展上，成功扭转劣势。与苏加诺穷其精力在国际会议上敲桌子、试图将印尼和自己树立成新兴国家领导的作风不同的是，苏哈托深知印尼若不先解决内部问题，就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有力的声音。
语言是防止印尼分裂的其中一个因素，而无论苏加诺有何缺点或如何哗众取宠，他在这方面都是有功劳的。这是因为他选择了马来语而非爪哇语作为国语。假如他想要选择爪哇语，他也能够为此提出充分的理由。爪哇族是印尼主要的民族，他们的语言非常精炼，并在古代文学中已有使用。苏加诺本身是爪哇人，而身为印尼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首都雅加达也位于爪哇岛上。可是，苏加诺知道爪哇语无法让国家团结，因为它在印尼许多地区被视为一种外地语言。
但最重要的是，权力下放让印尼维持国家统一。既然命运如今已掌握在各地区的人民手中，他们就无法称自己受中央压制，或得到不公平的对待。
地方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你给了地方政府管理当地人民的权力，就不可能收回控制权。
印尼在2002年修改宪法，让人民直接选出总统。之前，总统是间接由议员选出，因此自然是得到议员的支持，无须担心政策被推翻。然而，新的制度让总统不一定是从代表性最高的政党中产生，因此有可能让政府陷入僵局。负责修改印尼宪法的人若参考法国的政治体系，就会考虑赋予总统权力，让他在当选后不久，又或者更迟一些时候，宣布解散议会、举行选举，以让他能够更明确地得到选民的委托以治理国家。
当一个国家是由1.75万个岛屿组成时，能够将它们连接起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将主要的人口聚居地联系在一起，才能让一个地区的增长带动另一个地区的增长。提供更多的快速轮渡服务和内陆航班服务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在岛屿之间建造跨海大桥，也是极为有利的。这些都做得不够。
当前的政府举办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的峰会，并为提升公路和其他交通联系制订了宏大的计划，却缺乏实际可行的项目。其中的挫折感会因许多印尼精英阶层喜欢到新加坡度周末而变得更强烈。每逢到新加坡小度假后回国，他们就会深刻感觉到自己国内的道路和机场亟须投资和发展。
印尼目前虽然发展良好，却还是一个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人们的心态停留在以土地的馈赠谋生，而不是靠双手来打拼。
由于他们拥有这种种的资源，因此培养了一种闲散的生活态度，而习惯说：“这是我的土地。你想要底下的东西吗？那就把钱拿来。”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了不求进取的个性，而这是不容易克服的。
印尼已解除了苏哈托时代不准教华文和庆祝华族传统节日的禁令。

泰国苏醒的社会底层

他信将原本被曼谷政权及中上阶层独占的资源转移到泰国较贫穷的地区，颠覆了泰国的政治现状。他信的政治理念较具包容性，并让来自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
他推行的政策，前所未有地偏向贫困的农村人口。他为农民提供贷款，颁发海外奖学金给出身偏远地区家庭的学生，并为城市贫民提供政府津贴的住房，而这其中有许多是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只住得起贫民窟的人。他所提出的医药保健计划，以无法支付医药保险的人为受惠对象，让他们每回到医院就诊时以仅仅30泰铢（约1美元）获得医疗保障。
他们指出他是民粹主义派，并声称他的政策将让国家破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2008年12月至2011年8月执政期间非但没有中止当中的许多政策，还提出了更多类似的政策。）他们也指控他贪污和滥用职权为家族生意谋利，但他否认这些指责。
尽管如此，人数众多的农民不理会这些批评，2005年再度推选他。曼谷的精英阶层最终忍无可忍。他的政府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不过，在2011年举行的最近一次大选中，他信的妹妹英拉当选首相，这清楚地证明了泰国选民认同他信为国家所制定的新方向。
答：不，在你发放援助之前，你必须先有这个资源，而这只能来自税收。假如你想给得更多，而收支已完全平衡，那你就得增加税收。
答：首先，我们有通晓英语的优势。再者，我们拥有一个培养优质大学毕业生、理工学院毕业生和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的教育体系。没有人是不具备某种专长的。他们能为遍布乡下地区的6000万人发展这样的体系吗？
真正的问题是：它们的利益一致吗？你可以建立同盟，但这也得要大家的利益一致才有效。这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他们在苏联还存在时就很团结。苏联解体后，北约就变得毫无作用。
问：有一个看法指泰国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遇到问题的时候，来到了转折点。当时泰国人发现美国人不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而自那个时候，他们已断定中国可能会是个更可靠的朋友。答：因为泰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对美国来说也没那么有价值了。

越南解不开的社会主义思维枷锁

他们并不明白一个满意的投资者会吸引许许多多其他投资者前来的道理。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能把投资者逼到墙角，就能从他身上挖到最多的好处。
老一派的领袖是靠在战争中的表现获得擢升的，目前在党内享有权力地位。不幸的是，他们得以步步高升，不是因为擅于管理国家的经济，或者是行政方面的人才。他们是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挖了一条贯穿国家南北的隧道，才取得今日的地位。越南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相似之处，是官员变得贪污腐败。那些以为能被体制照顾一辈子的干部，突然发现党外的人迅速致富。
和中国不同的是，越南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既在干部中享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又坚信改革是唯一出路的领导人物。他们缺乏这样的人物，究其原因是越南战争导致的。在这数十年内，处于和平时期的中共党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对于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采取实用的建议，并不断更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而越共此时却在和美国人打一场残酷的游击战，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毫无领悟。
问：这显示中国在这个课题上有能力分化东盟吗？答：这显示了中国人的高明。他们有着数千年和外国或外邦交涉的经验，懂得将它们一个个分开周旋，避免让对方联合起来，也不必面对整个组织。他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把人心都收买了。

缅甸将领改变路向

当你发现眼前走投无路时，只有一个做法是理智的，那就是：掉头走出去。
这个国家在2011年没有大肆宣扬，却认真地开始改革。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数百名政治犯获得释放。这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获准在2012年参加缅甸的议会补选，并成功当选。
目前，缅甸宪法中有条文禁止她担任总统。她如今已有68岁，不再年轻。即便她能领导这个国家，她还必须应付南北各地的多个民族叛乱势力。她有办法平定叛乱分子吗？
在海外生活的缅甸人是另一个有望鼓励国家加快开放步伐的群体。他们是流亡到海外的缅甸精英。他们的孩子已不会觉得自己对缅甸有任何义务，但那些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后才离开缅甸的人，依旧会和缅甸有情感上的联系。
问：那美国人是否能在缅甸占有一席之地，以作为他们在这个地区争夺影响力的举措之一？答：美国太遥远了。从这样的距离发挥影响力太远了。缅甸是和中国云南接壤的。

新加坡

政治

之前的一代人，在建国时代长大，体会了生活水准怎么从低点大幅跃升。渐渐地，提升的速度会放缓，能见度也不再那么显著。新一代选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投下手中的一票时，凭借的是一套与父母辈或祖父母辈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权衡标准。
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们如果对自己说：“没关系，就甘于当一个普通的城市吧，为什么非得要处处比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将失去光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
看他那隽秀优雅的草书笔迹，想必至少是五十来岁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会选择打字，即便是写，也无法写出一手漂亮的字。
他们更能充分体会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又面对哪些脆弱性——我们是怎么努力才建立起今日成就，又必须怎么做才能继续取得成功。
然而年轻选民的看法不一样。打从一生下来，他们身处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已经在各个方面尽善尽美的国家，他们看到的体制，不断地在维持稳定、创造财富。年轻一代会问：“奇迹到底在哪里？”
大多数年长的新加坡人还是愿意继续支持行动党，毕竟对早年的新加坡他们仍然记忆犹新，也能体会到即便有了成熟完善的经济体制，良好治国还是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年轻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会以为今日的成就是稳固牢靠的。
选民结构改变的趋势，正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我们。2001年，吴作栋最后一次领军的大选，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总得票率75%，仅输掉两席。
眼下的问题不是哪一位候选人或哪一个政策令人民不满，而是一些年轻选民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
毕竟每一代新加坡人都有权自行决定他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轻率地做决定，而是考虑后果、权衡得失。因为后果终究得由他们自己承担，不是我，或者我的那一代人。到后果浮现的时候，我们早已经不在了。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蹚这趟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倘若新加坡允许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往下沉，沦为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城市。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你将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英国，只要看看牛津和剑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名单，研究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从政的没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进了银行界、金融界和专业领域；而国会里的前座议员往往都不是最杰出的人才，更非最优秀的律师或医生。
但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差别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支超凡的领导团队。
诚然，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新加坡这样付给部长如此高薪，但世界上确实也没其他岛屿能像新加坡如此发达——闪亮、整洁、安全、没有贪污、犯罪率低。人们夜里可以在街上散步或慢跑，妇女不会遇袭，警方绝不受贿，意图行贿的人会被严惩。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凭借一套需要高薪受雇的部长才有办法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
每一次减薪，部长因为放弃其专业或银行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就更大。一些人最终会对自己说：“我不介意做个半任，两年半，就当是国民服役吧。但再久一点，谢谢，我可不干。”最终后果是，政府将形同旋转门，既缺乏对事物课题的深入了解，又找不到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动力。
无论选择是什么，我敢肯定的是，新加坡一旦选出一个愚蠢的政府，我们就全完了。国家将会沉沦，化为乌有。
问：您说行动党引进优秀的候选人如王瑞杰，这些人才也都入了阁。但年轻一代似乎只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党议员，不管素质好不好…… 答：我无从预测也无意否定他们最终所作的选择。
问：但这个趋势会不会令您操心？答：不，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89岁了，还会去担心世界末日是否到来吗？我构建了一个清廉开放、任人唯贤和开放的体制，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问：如果行动党作出改变，回应人民的要求呢？答：不。不如你来说说看行动党应该怎么改变，人民的要求又是什么。问：比如说，许多人认同行动党的核心价值观，但希望看到更多从“心”出发的关怀。答：从“心”出发？说得具体一点。问：一，部长别总是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二，拨出更多款项缓解社会问题，不过这当然得牵涉整个财务原则。这就是人民普遍的两大期许。
问：大选前后，舆论都在议论着行动党应该怎么转型。答：没有啊，谁在议论？问：杨荣文是其中一个。答：不，不是的。杨荣文败选了。而每一次败选过后都必定会有一番彻底的检讨和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得改变一些基本价值观与基本方针。
问：可是，即使在部长薪金偏高的时候，行动党议员也多是从公共部门招揽，而非来自私人企业。答：不是的。我拉了林金山，还有其他一些人。
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当年的部长薪金并没有今天这么高。答：不，你不能这么说，薪酬是重要的。当年如果牺牲太大，他做了一任后就会选择不干。但他坚持了下来，创建了建屋发展局，让每个人现在都拥有房子。他做满一任后觉得还是值得留下来。

人口政策

在我看来，即使是巨额的金钱奖励，对生育率还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我还是会坚持推出丰厚的婴儿花红，为期至少一年，这纯粹为了证明我国的低生育率完全不关乎经济或财务因素，如生活费高涨，或政府没为家长提供足够援助等说法。生育率下降，是因为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已经无法在奖励方面再多做些什么来鼓励国人生育，那就得实事求是，问问自己还有什么其他方案，才能制止这个社会在几代人时间内就渐渐消失。
平均生育率从80年代末的几乎2.0，下降到2010年的1.15新低，而人口替代水平应为2.1。每逢农历龙年，生育率总会小幅上涨，但纵观过去三轮龙年，分别是1988年、2000年、2012年，生育率增幅却是不断在缩小，与总体生育率下滑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华族与印族人口会一代代减半，马来族人口则是代代缩减五分一。越来越多国人选择不结婚或晚婚，不生育或少生育。已婚妇女当中，年龄介于30岁至39岁的，子女平均数十年来从1.74降至1.48。
也只有大熊猫在替代问题上跟我们陷入相同困境，但起码大熊猫不必担心有没有足够资源确保老熊猫得到妥善照顾。
一旦妇女受教育，有了平等的就业机会，她们就再也不把生儿育女照顾家庭视为首要任务。妇女要像男人一样充分发展事业，要更多闲暇时光，到处旅游看世界，不想受子女所牵绊负累。现在的妇女在经济上独立得多，对是否成家、要选择怎样的对象，有着全然不同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除非不再让妇女受教育，但是这么做根本毫无意义。
新加坡在这方面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亚洲社会。虽然同居现象开始普遍，但是非婚者有子女的例子还属于少数，毕竟还是摆脱不了社会禁忌。如果社会规范改变了，生育率是可能有所提升的。但我预见社会规范在这方面的改变将会非常缓慢，而政府不可能反而走在人们前头。
新加坡人对引进外来人口的做法有着强烈反感，但政府几乎是在无计可施之下才出此下策的。处处见到长相、口音、行为举止与我们不太一样的人，自然会让人不自在。我也宁可多看熟悉的脸孔。但是，我们愿意生育吗？
移民政策面对三重局限：首先，引进外来移民的步伐不应超出政治上所能承受的水平，否则会引起民间反感，结果得不偿失。
当移民人数相对于本地人口尚属少数时，他们自然会更主动地与本地人打成一片，融入本地现有文化。这个融合过程即使无法在第一代移民身上完成，也会通过移民的子女来完成。而一旦移民人数达到临界点，他们会渴望突显自我，继续保有独特性。
实践经验证实，这些新移民并不会显著地提高我们的生育率，因为他们也和新加坡人一样不愿意多生育。新移民是替代我们所缺的年轻人口，但他们所生育的下一代，也一样不足以替代他们上一代的人数。
我有七个孙子，全都是二十来岁，至今还没有一个成家。我想他们恐怕都要过了三十岁才结婚，但到了那个年龄也很难再多生育了。在他们同一代人当中，这样的选择相当普遍。
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在人口萎缩的同时还会继续繁荣兴盛？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问题。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也早已放弃。
至于中国，推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很快会发现独生子女得一人独自奉养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个老人，必定后悔莫及。
问：我们可否仿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模式，在幼童入学前给予广泛支援，例如提供托儿设施，以协助家中有年幼孩童家长减轻负担？答：行不通的。我说过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作业模式就像部落族群，随时愿意相互分享资源。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向人民征收重税。即使为托儿服务提供大幅资助甚至全额资助，也很可能对生育率起不了任何作用。
问：在我看来，大部分单身人士其实都是想结婚的。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答：“不知什么”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过舒适的生活。这些人养得起自己，可以慢慢等待理想男人出现，这个男人最好赚得比自己多。如果这个理想男人不出现，她们就宁可不嫁。
也得注意求取平衡，我们可不想鼓励人们迟婚，让人误以为有了人工受孕术，也能解决生儿育女的问题。
问：既然大多数新加坡华人都源自中国南方省份，我们可不可能也多引进南方人？这样是否行得通？其实有些人注意到，比如来自福建的移民吧，要比来自北方省份的移民更容易融入本地社会。答：这不行，我们不可以凭省份引进移民。主要考量应是：融合度、对经济的贡献、资历。一代人之后，他们会改变的，他们的下一代会成为新加坡人。我们要的是资质才能最优秀的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或广东人。

经济

打从新马分家那一刻起，我们就沦为被切割在外、与腹地断了纽带的港城，注定只能借着与世界各地建立广泛联系才得以生存发展。
正因为新加坡十分依赖这些环球联系，致使我们对世界其他角落的任何风吹草动，或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事愈发敏感和显得脆弱。为了避免依附于任何一股单一的外在势力，我们只有尽可能地多边押注、分散风险。但打个比方说，一旦经济放缓影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那就别指望新加坡还能全身而退。
万一东南亚局势动荡，我们也会跟着遭殃。跨国企业会唯恐整个区域不稳定而撤资或延后注资。还好就现阶段来说，这样的可能性不大。马来西亚看起来一切安稳，印度尼西亚也早已不再遵循苏加诺时代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缅甸正在逐步开放，泰国从来就是一个自由市场。东南亚区域一片风平浪静，此番好景如果能持续，新加坡自会从中获益。
如果走回上世纪50年代的老路，华校生和工人静坐罢工，处处悬挂着布条标语，反复彰显政治斗争意识和社会潜在矛盾，那外企该往哪里投资？外企怎么还会要到这里来？
那一代工会领袖总有办法低调而有效地化解纷争，不对国家大局或基本民众服务造成任何损害。对外企来说，工业关系稳定，绝对是吸引它们前来投资的主因之一。
如今身处全球化世界，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最底层的收入越压越低，而最顶层人才因为流动性高继续受全球竞相招揽，收入也更多。
我反对过度干预自由市场作业，因为这么做会扭曲自由市场的潜在诱因与效率，一旦根深蒂固就难以还原。一个例子是，为最低工资设定底限。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让自由市场自行运作，达致最理想的经济产量，政府最后才介入，向富人征税，救济贫困者。
新加坡在某个程度上是在这么做的。其实富人向来都在承担大部分税务，这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等，帮助提高国家税收，政府才能通过消费税回扣、水电费回扣、申购组屋津贴、就业入息补助金等各种各样的现有计划，实践财富再分配原则。
新加坡的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引进外劳，中小型企业迟早会垮；这些中小型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近乎一半，同时为就业市场制造多达七成的工作，一旦垮台，对本地低薪工友的冲击肯定更大。
但权衡的标准依然没变——过度收紧外劳政策必定会拖慢经济增长。个中微妙的平衡点，不一定能让民众所接受，毕竟讨好的措施总是比较受欢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谈到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在策略上进行哪些调整？答：可调整的策略包括加强国内消费。但新加坡人口那么少，国内消费起不了太大作用。中国和印度都可以刺激国内消费。我们不可能。
可是中年以下的一群人有条件来去自如，他们会成批出走。新加坡少了最顶尖的人才，整个国家将不再一样。
问：但您和您那一代领袖在世界最好的大学学成后，不也决定回到新加坡？怎么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就没可能也受到使命感召唤，选择回国服务？答：我的那一代人……在英美完成学业后是不准留下来的。
问：李显龙总理那一代人呢？我要说的是，回不回国，经济机遇也许不是唯一考量？答：当然不是。会让他们回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父母。问：那当然是主因。但是难道就没有爱国情怀吗？或者，要回来为国奉献的某种使命感？答：你在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啊。整个天下是他们的舞台。
问：您可留意到最近因林崇椰教授的言论而引发的一场讨论？他主张展开另一次工资革命。答：林崇椰是个学者，目的在于激发讨论。他可有具体计划，说：“认真要做的话，要这么执行？”总理和部长都不把他的话当真。有个部长回应了他，他承认自己不过是把球踢出去等人来追，而不是自己带球直捣龙门。
问：随着我们渐渐转型为知识经济，可不可能因此而越来越仰赖革新主意，以及像Twitter和Facebook这类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的玩意儿？答：不会的。要等多久才可能等到一个比尔·盖茨出现？新加坡人口只有300万。中国有13亿人，但论创意还比不上美国人。印度也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自清教徒移民美国之后，美国就吸引了顶尖人才不断涌入，现在已是世界各地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

中东：春残无夏

但要在几十年后再拿起广角镜回顾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我会十分怀疑，这段时间是否真有哪一场革命，会真正促成阿拉伯世界实质而永久地走向民主治国。比较可能出现的结果反而是，这些民主试验大多数不会长久持续。
首先是公民平权。意即你我即使在财富、社会地位、成就、体质和智力等方面有差别，只要同为一国子民，我们还是平等的。凡国家赋予任何公民的权益与义务，你我也都共同享有、共同担当。法律上你我平等，道德上亦然。公民平权，这是发展实质民主程序与体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不光需要在知识界和进步圈中受到认可，还必须能深入社会民间。
在这些部落国度里，一个政权垮台后，有可能导致政治规则出现显著改变或重新整顿——谁说了算。可是民主体制终究还是难以生根，因为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由始至终都不是公民，而是部落。
民主体制要趋于成熟，要让公民不单能接受革命以后的首届大选的结果，还要接受接下来每一届大选的结果。这个元素，我称之为：让经济真正发展起来的“资本”。
这些国家之所以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是因为它们始终不让妇女走到前线。阿拉伯世界是个男人主导的世界，不容许妇女接受同等教育，进而对社会作出与男人同等的贡献；而这又恰恰是各国释放潜能并促进经济现代化所急切需要的。他们时常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抗拒解决这方面引发的问题。也正因为母亲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往往比父亲要多，教育水平不高的母亲自然也会倾向于只能教出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孩子，这个问题于是代代相传世代延续。
虽然有些中东国家也让妇女上大学，而且与男性比例几乎相等，但是这些妇女要在各方面发挥潜能，仍得面对重重障碍。妇女往往不准报读热门科系如理科、工程系和法律系等，也总被定型为只能从事教书等传统观念里较适合女性的职业。
对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来说，无法换来实质成果的民主，还能有多大的存在意义？不外是每隔一段时间排队轮候，只为了在一张小纸卡上打个钩。一两届选举之后，随之而来的难免是对民主制度的幻灭，然后要求回归某种形式的专政体制。
需要促成的改变太根本，实现这些改变的时间也太仓促。在大刀阔斧促成种种变革之际，他们还得面临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旧元素所形成的重大障碍。
但我不指望这所大学的毕业生会改变整个国家；单凭几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女才俊，并不足以改变整套封建体制。这套封建体制，关系到阿拉伯世界势力最强盛、思想最保守的瓦哈比教派神职组织。瓦哈比神职组织的权势建立在与王室之间的共生意识基础上：王室掌管国家的财富，而神职组织在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事务中，掌握了几乎绝对自由的统治权。
中东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一旦这些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它们该如何让自己继续在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这些国家必须从石油财富主导的经济体，转型为更可长久持续的经济模式，而且必须在几十年内完成转型。
遗憾的是，石油财富容易把人惯坏，这些人总相信目前拥有的一切是世界欠他们的。政府必须设法让人民行动起来，摆脱这种日渐衰弱的依赖感，这绝对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政府必须说服人民，即使把所有的石油利润另设一笔特别基金然后审慎投资，石油财富仍是不可能永久持续的。这是中东各国政府最为艰难的任务。
我最熟悉的中东国家是埃及。当年总统纳赛尔邀请我访问埃及时，我也曾在法鲁克国王的一座宫殿住过。纳赛尔是个生活简朴的现代主义者，虽然最终他并没有成功地解放人民。他在苏联的协助下，兴建了阿斯旺水坝，以控制洪水与发电，在当年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答：不，我并没有说伊斯兰教国家就缺乏治国能力。奥斯曼帝国就非常成功，而且全是伊斯兰教信奉者。土耳其其实不能算是隶属于阿拉伯世界，他们是土耳其人，他们反而更像是奥斯曼人，自视为阿拉伯人的征服者。他们比其他中东人有更好的表现，就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更高。
答：美国怎么可能救得了穆巴拉克？派兵吗？这可是一场内部反政府斗争啊！美国若试图介入，埃及人民就会当街焚烧美国国旗。所以不是说有美国做靠山你就万无一失了。
问：既然如此，您会怎么看中东地区列强之间的势力变化？中东是否会继亚洲之后成为中美两国的博弈舞台？答：谁才是这个地区的列强？唯一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中东称霸的，就只有伊朗。中国到不了那里，太远了。美国会发现自己的国旗被焚烧，大使被杀害，在利比亚就是这种情况。
问：中国一定也想插上一脚？答：是的，但他们离得太远了，很难在那里发挥影响力。中国人会到那里投资，采掘资源。他们也在非洲这么做。他们建大会堂、宫殿，以示善意，以换取更多石油和其他主要资源。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困扰着中东地区的最大问题，它形同一个除不去的疮，不断在流脓。要终止冲突，非得达成“以巴两国”协议不可：一边是以色列国，一边是巴勒斯坦国。
因为犹太族群说服美国采取亲以色列政策，以色列领导层所展现的强硬路线，一直受到默许。这个现象对以巴之间的和平进程可能形成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在占领区不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等于逐渐吞并了在未来任何以巴协议中理应归还给巴勒斯坦的领土。以色列极端保守派相信，扩建定居点，有助于以色列趋近历史所划定的合法边界。这个领土边界，是以《旧约》的记载为依据，他们相信收复圣地是上帝的意旨，不可违抗。扩建定居点使原来已经很复杂的现状变得更加棘手，使未来任何可行的协议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联合国曾几次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定居点计划违反国际法，谴责这种行为形同“逐渐并吞”。可是以色列却等闲视之，深知没有美国的认可，这类声明是起不了任何实质作用的。
以巴冲突也成了圣战组织进行宣传、招募年轻队员时，信手拈来的最佳理由。这不光在中东各地如此，也蔓延到亚洲一些地方，电视上反复播出巴勒斯坦人受欺压的画面，更是成了宣扬这一使命的最佳武器。
伊朗的野心至少一部分源自于它的自我评估：一个有别于阿拉伯世界、唯我独尊的文明力量。伊朗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自豪。几年前看到一位伊朗部长上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接受提问时这么回应：“在亚洲，其实也只有两大文明值得一谈：中国与波斯。”这句话恰恰反映了伊朗人的想法。他们眷恋有过辉煌岁月的王朝，所以更有觊觎之心。
问：欧洲国家越来越同情巴勒斯坦，这个现象会产生什么影响？答：同情心值多少钱？每一天，领土一寸寸被剥夺，这些同情心，做了些什么？
答：这是个安慰人的理论。但我会说，伊朗人的思维与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他们会如此盘算：我攻击你，你回击，我再攻击你，你再回击。第一轮攻势后是第二轮、第三轮，双方同归于尽，连带一大片欧洲大陆也会被摧毁。以色列、伊朗和埃及可能冷静思考吗？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在谈的，是一群自杀式炸弹引爆者，他们口口声声说：“没问题，我大不了一死，只要能让你们更多人一起陪葬。”我想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问：所以您并不看好以色列有能力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答：当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问：就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答：这个问题得由美国的2000个犹太人来回答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以巴冲突寻找永久的解决方案。但一直到今天，这还是个解不开的死结。
投资其他新兴市场，一般得在注入好多年的资金和心血之后，才能开始看到回报。中东的情况则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地区非常富裕，回报很可能来得更快。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然而，我们不该反应过度。当一件事情刚发生时，人们总是过度地重视它，特别是当事情让他们感到震惊或十分忧虑的时候。2008年的危机正是一个例子。为此摒弃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提议从此对自由市场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都是一些错误，甚至是危险的结论。这么做等同于玉石俱焚。
考虑到商业周期的本质，我们能接受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趋势，因为其中的利益远大于成本。另一个选择是约束性的措施。社会主义体系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猛然发现这一点，而社会民主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相同的领悟。
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明显偏离我们之前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当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失衡的情况不断加重。
长远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更好，并会让它的增长加快许多。这是因为历史已清楚地证明，无论在哪一种社会，自由市场都是组织生产性力量的最有效方式。
“大到不能倒”的效应，是人们对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批评。大企业尤其是银行，是否真的能仗着政府害怕它们倒闭殃及国家经济的心理而屹立不倒？
个人存款虽得到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但并没有全面确保所有银行将能获救。
经济体系的自然调整始终是要发生的，而尝试用量化宽松政策去阻挡它，最多只是拖慢了必要的调整过程，最糟的是让低效率成为制度性缺陷，使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在未来引发更严重的衰退。
我不相信中国人有心要取代美国人。他们有更多的考量。若要开放资本市场，就得让资金自由流动。这么一来，国内经济可能会因资金突然大量涌入或流出而变得不稳定。美国的体系已有一定的成熟性，能够抵挡这样的压力。但我不确定中国人是否要冒这个险。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因看到了以美元主导的制度的不公平，而提倡恢复金本位制。对此，美国人不愿妥协，并表示：“你要么就接受我们的美元制，要么就不接受，随你去。”由于美国仍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因此大家都肯接受。
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基于选举考量，决定向售价低于成本的中国货征收抑制性关税，必定引来某种形式的反击。
离岸外包严重打击了一些美国工人的生计，因此美国政治人物难以说服这些工人进一步的调整是有好处的。当然，美国企业如果不把业务外包，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也会这么做，从而使美国人处于劣势。
你这个人碌碌无为，但我给你房子、给你免费的医疗服务，还让你只付很少的学费，就能够上大学。英国人并没有因此取得什么耀眼的成就。
我会保留美元储备。倘若全球对资源的需求居高，我也会持一些澳元储备。只要中国需要大量的铁、煤和其他资源来驱动经济，就会推高澳元，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
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会是全球最大的资源消费者，因为它正在发展。中国人口庞大，但人均收入还是很低。它不具备所有的资源，因此必须购买一些。它在新疆和西藏有大片闲置的土地，但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
中国考虑到其金融体系尚未健全，认为让资金自由流动为时尚早，因为它相信这会让国内经济不稳定。虽然中国的发展良好，但它得在长期内为追求稳定付出代价，而这就无法让经济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你一旦把资本市场关闭起来，让资金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可进出，你就抑制了经济活动，使投资流入变得更少。
我们要么就打开门户，要么就闭关自守。谁能知道外国人买的房地产在5到10年后是价格过高还是过低？我们让市场决定。他们是因为相信这是个安全的避风港，而往这边投资，但其中也有风险。若发生什么事，房价就会下跌。房地产流动性较低，不能说买就买，说卖就卖。
我们已立下规定，非公民必须事先获得批准，才能购置有地房产。我们也向在新加坡置产的非公民征收更高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但新加坡人也从他们的房地产套取很大的利益。他们若相信自己的房地产标价过高，而价格最终会下跌，他们有套现的选择。你可以把房子卖了，暂时租房，等房价下跌。如果你相信房价会上涨，那你就保留你的房子。说到底，这取决于人们对一个国家或其政治体系的信心。
中国人经历了天灾、战乱以及剧烈动荡的生活，而一个人或一家人必须自力更生，靠在顺境时所省下的一切赖以生存。要说服他们大量消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加坡累积大量储备金的做法，也体现了未雨绸缪的文化亲和心态。
想要迁徙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就像水自然往低处流，流向土地更富饶葱郁的山谷一样。
我们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首次真正体验到全球化如何严重打击一个国家的恐怖威力。这场危机是因泰国，以及程度较小的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实行难以维持的汇率政策所引发的。泰国借入美元和其他货币的短期贷款，又对工厂和房地产等资产进行长期投资。当市场意识到泰国的出口收入并不足以让它履行还款义务时，投资者和投机者便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央行奋勇地尝试与市场对抗，却很快地发现其储备短缺。
当泰国人向外求助时，美国并没有果断地回应。这向市场释放了错误的讯号，显示美国不愿拿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来化解这场危机，从而促使信贷紧缩。
亚洲国家在危机中吸取的其中一个教训是，不该仓促开放资本市场，尤其是当金融体系仍然脆弱或央行的监管尚不健全的时候。一个国家一定要在体系达到一定的成熟和健全程度时，才能对世界开放。
亚洲国家之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相对安然无恙，是因为它们已在1997年的恐慌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学会更加注重坚实基本面，包括拥有大量储备金、有限债务和健全银行体系。
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发展趋向不均等。最优秀的人才流动性高，能在世界许多地方过上好生活。因此，公司几乎难以避免地以高薪挽留这些人才。相反，那些从事低技能和低薪工作的人，却得和大批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贫困工人竞争，而后者愿意以很少的薪金完成同样的工作。如此一来，这个阶层的薪金自然被压低。有些人甚至因为工作被外包而失业。
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某种程度上的不平等，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差别总是有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的智力、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运气都有所不同；而另一部分原因是竞争如今已跨越国界。如果你想让差别比较小，那你就得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或尝试将国家封闭起来，但这两者都不会带来好结果。
与此同时，社会还是得保留一定的分寸。让资本主义毫无节制地发展是危险的事，因为这会引发暴乱并导致社会契约遭破坏。我们必须取得巧妙的平衡，想方设法让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民也能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的社区内找到归属感。
问：随着经济活动转移到亚洲，您是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在三十年后可能会由中国人掌舵？答：是有可能，不过中国人并没有迫切追求这个目标。他们在现有的体系中也能自信和快速地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法国女总干事或是世界银行由美国人领导，对他们来说并不碍事。
问：假如他们真的追求这个目标，您认为西方国家会有什么反应？答：届时，中国的信贷情况就会比西方大国好得多。后者将会是债务国，而我想它们应该没有力量阻挡中国。
积累了大量储备的中国人不会说：“我们过去也和他们一样贫穷，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帮帮他们吧。”中国人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取得今日地位的。目前已有人质疑援助政府无能甚至是腐败的较贫困国家的做法，因为这些钱往往不是用在能改善百姓生活的工程上，而是让政客中饱私囊。
问：但作为理想的情况，您是否相信国家之间这样相互帮助是值得赞扬的？答：作为新加坡的理想情况？我们的人均收入大概会从5.2万美元下降到3万美元。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资助其他国家？新加坡选民岂不是会通过选票让政府下台？

能源和气候变化：做好最坏的打算

问题症结在于，一谈到碳减排，人们免不了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妥协。任何坐上谈判桌的政府都很清楚，在对大环境做出让步之余，不可能罔顾国内人民的需求。一旦对人民的收入和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超出民众可承受的程度，这个政府就要冒着被赶下台的风险。
这些新兴国家更渴望发展，它们指出，富裕国家长久以来以各种不利于环境的方式换取今日的成就，如今反倒回过头来为碳排放量制定过高标准，强加在正急于追上它们的其他国家身上，这有些不地道。
研究显示，海平面每上升一米，就可能迫使全球1.45亿人口迁移，受水源污染殃及的人口更是不计其数。
一旦人民亲眼见证这些都是办得到的事，今后随着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人民必会施压，促使政府为改善周遭环境而推行更多必要的改革。
问：未来的科技发展，甚至超乎我们想象的技术，是否能减缓全球变暖的一些最严重的后果？答：是有这个可能。科学家已经在尝试阻截阳光的热气，用一些如巨型碗之类的仪器困住热气，再回弹到上空。这也许在陆地上做得到。但海面上怎么去做？
不过钓鱼岛争议与石油无关，更多是和主权或民族主义相关。我认为争端不容易解决，会暂时搁置。为此而影响经济关系，对双方都不会有好处。从日方的角度，不值得为了此岛而放弃在中国投资。而中国哪怕在钓鱼岛争端上小题大做，他们还是需要日本的投资，一样不会为此而战争。
问：民间在2012年就曾经针对武吉布朗坟场必须掘坟铲平以兴建公路，而闹得沸沸扬扬。答：那全是情感因素使然。问：反对呼声中提出的一个论点就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答：不、不。这不纯粹是自然生态，而是坟场。都是基于情感因素。你的祖先埋在黄土之中，有名有姓，让子孙有个悼念先辈、追忆过去的地方。我们也同样挖掘了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在需要发展时，在上面大兴土木。所以只要我们需要用到那块地，我们就会挖掘整座武吉布朗重建，然后把逝者骨灰安放在骨灰塔内。我们会这么做。

十个人生活：选择何时而去

你必须见人，因为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就必须与人多接触。除了国内的朋友，我也经常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不时与来自中国和欧美的朋友会面。我试着不光与老朋友或政治领袖会面，也同时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学者、商人、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市民。
大多数华族学生报读华校，为自己的语言深感自豪，1949年新中国崛起后更是如此。为了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我必须展开多方面斗争。华文沙文主义者为了对抗这项政策全力拼搏，华文报和华校使尽全力提高读者群和招生人数。
最终，是英文教育的市场价值解决了问题。我们也才有了今日的新加坡，以英语与世界接轨，并吸引跨国机构进驻；同时保留母语为第二语文，让我们能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保持联系。语文政策是个关键转折点，倘若人们选择走上另一条路，现在的新加坡恐怕只是一潭死水。
不久前，我做了预先医疗指示，意即如果我必须靠插管才能进食，而且不太可能复原或再次自行走动，那医生就得为我拔掉插管，让我能尽速离世。我在一位律师朋友和医生的见证下，签下这份指示。
如果不签下这份指示书，医生会穷尽一切方法去阻止必然要发生的事。我见过太多类似情况了。我太太的姐夫杨玉麟病逝之前插着管子，在家躺着，他的太太也同样身体欠佳而躺在床上。他的大脑渐渐没有意识，但他们还是让他继续撑了好几年。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医生或亲属通常会认为他们理应设法延长病人的寿命，我无法苟同。
对于人生，我不会特别执著于什么，或者高谈什么伟论，就只是以自己想做的事来衡量人生的价值。就我自己来说，想做的我已经尽力做到了，我心满意足。
身体状况不是自己控制得了的。我再活跃再自律都好，身体总会越来越虚弱。
到头来，我此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自己曾经花了这么些年，争取支持、激发民心，打造了这么一个任人唯贤、没有贪污、种族平等的地方，并且在我之后还会持续下去。不像我当初刚上台执政时，林有福政府极其贪污。
我的忠告是，如果你不想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或陷入半昏迷状态，插着一条管进食，就去签一份预先医疗指示。别通过外在干预延长生命，让我的生命自然了结。
像荷兰人一样。所以我签了预先医疗指示，实际上是在说：“请让我走。”
答：不。他们从呱呱坠地到十六七岁甚至更早，基本心态还可以形塑。之后，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会影响他们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同代人的所作所为。
答：在任的压力在于必须做决定。有时候好几个问题一起来，等着你一一做决定，你就得审慎地作判断。一旦做了决定，就不可能回头了。是不一样的压力。
问：您在2011年大选结束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内阁。您后悔过吗？答：不。我都已经没精力再跟基层民众接触，又怎么还可能继续参与决策呢？这项工作很耗体力。心智方面我没问题，因为从来没中风过，也没患上失智症。可是体力不行。接受你们访问之前，我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在跑步机上走，然后休息15分钟。过去我不需要这么做。
问：冒昧问一句，您的健康状况还好吗？答：我不久前刚入院，医生说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现在完全康复，已经回去上班了。你得考虑到我已经90岁了，医生告诉我，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任何健康标准可循的。
问：最近看了哪些书或电影？答：我不看电影。问：书呢？答：我平时爱看有意思的人物传记。小说对我毫无吸引力，都是虚构的东西，或者是重建人们想象中的美好人生。

老朋友的对话

我先是会说，我比其他很多人幸运。命运总在最关键的转角处对着我微笑。我们被逐出马来西亚时，一下子没了腹地，这个地方很可能就这么垮了。但是世界的整合以及全球化过程，让我们有机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施：如果新加坡的公民面对别人问起：“你来自什么地方？”或者“你的国籍是什么？”他会怎么回答？李：我是新加坡人。施：是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李：我会说二三十年前吧。施：不是打从一开始就如此吗？李：不是的。但在这个答案背后，总还会外加括号：我是新加坡的（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等。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抹去括号内的个别种族，这是现实。异族通婚不是没有，但还属于少数
我这一生经历过的最重大事件有两段。一是，我要到1944年末，大概9月底，才恍然觉悟到自己正在为一个犯罪政权服务。我是1937年应召入伍从军的，用了整整8年时间才明白自己其实正在为一个犯罪政权服务。那是二战结束半年前。自那一刻起，我的人生改变了。
这一点还真耐人寻味。因为你们全是基督教徒，但各自的民族抱负是如此大相径庭。
我做到让人人感到平等，我并不是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华人城市，而是抗拒华文沙文主义者企图把华文发展成主导语言。我说：“不行。应该使用英语这么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中性语言。”这也有助于我们把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并不因为种族、语言或宗教因素而歧视任何人。
要成就任何事之前，先得争取人民的信任，证明自己不是随便承诺或者说讨人喜欢的话，而是言出必行。无论成功或失败，说到的事就必须尽力而为。
从政者和政治家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一个从政者不过想打响自己的知名度然后步入政坛，会因为掌握权力而有荣耀感。而政治家会有使命感，争取权力来成就某些事。一个政治家不光是争取权力完成某些使命，也有能力选定优秀接班人，让使命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理解。
施：新加坡之外，你认为谁是你这个年代里最伟大的领袖？李：邓小平。施：我也有同感。可是我也许会先想到丘吉尔。李：丘吉尔是位伟大的演说家，在英国人民陷入困境、孤立无助的时候鼓舞了人心。他在最著名的一段演说中说：“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施：没有丘吉尔，西方不可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李：是的，他敢于逆流而上，任何其他人，像张伯伦一样，会屈从于某种协议。
结果他只顿了一下，然后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说：“停止这一切。”他说：“给我一些时间。”不到一年，一切都停止了。他真是个伟大的人物。
我在1983年跟他有过另一次对话。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我们就只是坐着，就我们两人和一名通译员。我们相识十年了，所以这是一次很坦诚的交流。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考虑到实际情况，你们其实不太诚实。你们自称共产党人，但实际上你们更信奉孔子那一套。”他显然有些错愕，愣了几秒；然后这么回答我：“那又怎么样？”是，我也同意他是个伟大的人物。
因为由我这么一个小小岛国的领导人来告诉他，我们——我和周边国家——怕的是你而不是苏联，我原以为他会愤而对着我吆喝。可是他没有，只是顿了顿，然后平静地问我：“那你想让我怎么做？”不愧是位伟大的人物。
施：对了，邓小平是怎么摆平当时犹豫不决的中国领导层的？李：这么说吧，当时好些参与长征的老一代将领愿意保护他。所以毛泽东逝世后，先是华国锋接棒。但华国锋其实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解放军信任和效忠的对象是邓小平。所以华国锋……
李：因为邓小平参加过长征，解放军认识他，知道他是位伟大的领袖，真诚地为中国献身的人，军队信任他。邓小平一复出，就友善地把华国锋安排在权力核心之外，只让他保留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所以我当年到中国访问时，邓小平让我先见华国锋，然后才见他，以符合外交礼仪。
施：邓小平当时除了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外，就没有其他职衔了？李：职衔并不重要。他是邓小平。解放军和国务院大部分人都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中国。
施：我曾在同一时间尝试游说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促他仿效中国，逐步开放敖德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以及立陶宛沿波罗的海一带。但他们始终没能听明白。他们并不是拒绝这么做，而是不明白改革开放的概念。李：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这基本上就是个封闭的社会，对计划经济深信不疑，接受不了新思维。邓小平知道，中国就是因为一味学习苏联模式，所以不成功。而当他看到新加坡，他说：“啊！这才是成功的模式。”
施：他们正在建立法治。李：更多是人治吧。领导人说的就是法律。施：我不确定以人治执法的模式还能维持多久。这是封建制度沿袭下来的模式，但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司法制度。我第一次到中国时，一个律师都没有。他们现在有好几千名律师。他们培训了这些律师。李：邓小平曾经派了部长来找我，想参考我们的法律。我说：“你要这来干吗？”他说他们准备研究，看看可以怎么应用。我说：“要执行这套法律，先得有一组独立的法官，在处理官民纠纷时能做出哪怕是对政府不利的裁决。那才谈得上真正的法治。”他说：“没关系，让我们参考就是。”所以我让他参考整套法律，他们之后也翻译了。不过我不认为他们能有效执行，因为法官总还是得依领导人的指示行事。
所以“世界更美好”需有特定意义才可谈。对谁来说更美好？如果你问的是：对人民更美好吗？我会说，广义来说，的确是，挨饿的人少了，失业的人少了。
李：这么说吧，这得看你认为人生的意义何在。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个人要的是快乐的人生，我会选择继续当律师或商人，肯定比现在的我更富裕。但一开始这就不是我的奋斗目标。我看到了某个情势，认为是不妥当的，尽力去纠正它。而后看到人们吃得饱住得好，人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子女上学受教育，医疗服务更好，消闲设施更多，人人生活上的各种需求都能满足；这些，让我有深深的满足感。问题是，人们如今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以为国家体制可以自动操作，继续如此。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旦政府由一批不良分子和坏的领导接管，一切都会逐渐倒退。不可能依然还能全速自动操作。
要当领导，就得接受别人因为你管理得好而致富。我曾经对深圳一位党委书记说过：“要当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就不能还想到自己。你得制定一套体制，让别人创造财富而致富。而自己始终只能是一位诚实的清官，不那么富有。”我不清楚这番忠告后来他听进去了没有。
施：是啊。但你继承的民族，不也拥有长远的历史吗？李：可他们拥有的，却分别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历史。所以我说：“算了吧！”只有向前看，为未来打拼，这个地方才可能成功。如果一味地回头看，不断回顾过去，我们必定失败。这些人从出生地背井离乡到新加坡落地生根，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这里有所成就，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的政策成功推行。
纳：你最初是基于什么动力而投身政坛？是殖民统治的经历吗？这是不是促使你从政的最主要原因？李：这么说吧，英国殖民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出自善意的。他们教育了我们。我就是受了他们的教育而后到剑桥留学。英国很清楚，权力将来终究是要交出去的，所以想要创造一个社会阶层——精英阶层，将来以友善态度对待他们，而不像从前那样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沮丧，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再也不能控制这个国家。
我继承的如果是一个僵固的社会，有着长远的历史，人们相互对立仇视，我就不可能做到这些。
我会说儒家伦理对我来说已经内化了。有句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首先要做的是修身养性，努力成为君子。这是基本条件。人人都必须以成为君子为目标。
两千年以来，几乎所有欧洲人，从肯特郡到那不勒斯，从伊斯坦布尔到里斯本，都是在基督教教义中长大的。但与此同时又基于实际政策而向彼此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战事，完全罔顾基督教教义。欧洲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自小所学习甚至能倒背如流的教义，根本是两个极端。真是一群荒谬的人。
不，假设拿破仑赢了，法语就会成为欧洲通用的语言。如果希特勒赢了，德语就会是欧洲通用的语言。这是政治领袖共有的抱负。说得直接一点，是要占领整个欧洲建立统一王国。如果要抹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光芒，那就是，建立统一的欧洲。
假设欧洲各国都说，好吧，我们暂且忘了卢梭，暂且搁置种种自由社会的伟大思想，我们决定要成为统一的欧洲民族。他们首先需要一个共同语言。英语是个再务实不过的选择，人人都得以英文为第二语文。所以，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捷克人碰头，尽管各自保留了法语、德语、捷克语，却是以英语交谈。但英语会逐渐成为联系人们的语言，这是法国人不可能同意的。你看，大家都认为各自的文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不愿意放弃。可是当美国人来到一片新大陆时，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学，产生了很多用英文创作的作家和学者。所以，欧洲始终受困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
马斯特里赫特会议召开之时，那是90年代初，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共有12个，还是易于管理的。过程中不是没有失误，但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在马斯特里赫特大会上他们犯了个错误，就是允许任何国家加入欧盟。接着10年，成员国从原来的12个激增到27个，翻了超过一倍，如此一来，欧盟变得完全没法有效管理了。
李：不，我不认为欧盟足以为世界带来启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缺乏周详考虑的企业集团，过于急速扩张而很可能以失败告终。
我们能做的是提高大家对共同利益的意识，辟设自由贸易区，然后以这为起点再慢慢发展。亚洲的问题是，中国是主导本区域的大国。要谈亚洲整合，把中国也纳入，就等于是让中国来整合亚洲其他国家。
德国背负着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包袱，愧疚感未除，不想被视为过于独断激进。但德国确实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把欧洲核心建立起来的国家。

Collected by F. W.